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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延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价格运行特点及调控建议

2018-01-30 15:13     价格理论与实践杂志社

内容提要:在经济新常态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我国价格运行将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趋势,价格调控也面临新的挑战。因此,未来我国价格调控目标应更注重“区间调控”;调控方式应更注重“结构性调控”;调控侧重点应更注重“供给侧调控”;调控手段应更注重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调控过程应更注重“预期管理”;调控范围应覆盖“事前、事中、事后”。

关键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价格运行 价格调控 价格预期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党中央综合研判国内外经济形势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事关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和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经济结构性问题最终将反映到市场供求和价格上。因此,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中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推进价格机制改革。

一、价格运行呈现新的特点和趋势

在经济新常态下,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断深入,我国的价格运行呈现出一些新特点和趋势:

(一)价格运行环境发生变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经济发展的驱动力发生了明显改变,价格运行环境与之前也不一样:生产要素规模驱动力逐渐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力质量,活劳动在产品价格中的份量越来越重。资源环境约束越来越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成为主流。之前“模仿型”、“排浪式”消费方式向“个性化”、“多样化”消费转变,通过供给多样化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传统产业相对饱和,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层出不穷,投融资方式多样。在市场竞争方面,由于供给能力明显超出需求,市场竞争越来越充分。以前主要是价格竞争和数量扩张,现在逐步转向质量型、差异化为主的竞争。价格改革面临的利益博弈加剧,推进改革必然触动到利益调整。改革开放初期的改革对各方面都是有利的,且利益多元化。而如今利益关系错综复杂,一定程度上形成利益刚性的格局。

(二)价格波动区间下移,平稳性增强

过去,我国多次出现价格较快上涨或下跌,主要是需求扩张或萎缩拉动的。经济新常态下,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能有效抑制产品供需“求而未供,供非所求”的错配现象,有助于改善市场供求矛盾,保持价格总水平基本稳定运行。2012-2016年我国CPI年平均涨幅为2.1%,略高于2%,处于温和上涨区间。分年份看,年平均涨幅最高值比最低值高出1.2个百分点,显著低于“十一五”。分月份看,CPI月同比涨幅年内震荡也在逐渐缩小。相比之下,价格曲线更趋平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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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2012年以来我国CPI同比月度走势

(三)价格运行结构性变化明显

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数据看,近年来价格总水平虽然较为平稳,但结构性变化或矛盾较为突出。

1.服务等非食品价格的推升作用增强。以前的CPI结构中,食品价格影响比较大。所以,大家一直很关注食品价格对CPI的影响。如今受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影响,以服务为主的非食品价格对CPI的推升作用正在增强。2016年服务价格上涨对CPI的贡献达40%,逼近食品,2017年很可能超过食品。

2.PPI和CPI走势不一致。2012年以前,我国PPI和CPI走势基本上保持同步。2012年以后开始出现不一致。2012-2015年,PPI持续负增长,期间CPI不但没有明显回落,仍维持正增长,个别月份涨幅甚至超过3%。2016年下半年以来,PPI迅速由负转正,大幅走高,而CPI走势则相对温和。2017年2月份还出现PPI同比上涨7.8%,CPI同比回落至0.8%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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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2006年以来我国CPI、PPI同比增速年度走势  单位:%

3.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涨。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源等生产要素成本开始步入上升通道,不断抬高实体经济的运行成本。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从2007年的24932元增至2015年的53615元,年均增长12.8%。再如,自2010年起我国农民工数量增速出现下滑态势,从2010年5.4%下降至2016年的1.5%,导致东部发达地区多次出现“民工荒”,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速也出现超过两位数的较大幅度上涨,甚至一度达到21.2%,2010-2016年农民工人均月收入增速年均达到1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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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2008年以来各年我国农民工人均月收入  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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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2016年以来我国城市较低收入、最低收入居民NPI以及城市居民CPI同比总指数月度走势

4.民生商品价格需要更加关注。由于城市较低收入和低收入居民食品等必需品消费比重高,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编制的我国城市居民月度生活必需品价格指数(NPI)同比涨幅,基本上都超过当期城市居民CPI同比总指数的涨幅。在CPI基本稳定的情况下,需要更加关注民生商品价格变动,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困难群众生活。

(四)影响价格形成和波动的因素增多

1.价格形成影响因素发生变化。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网络信息技术向传统行业的日益渗透与融合,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催生,分享经济蓬勃发展,对价格的形成和波动都产生了深刻影响。首先,居民消费重点由商品转为服务,服务消费快速增长,服务价格越来越受到重视。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消费正在由重实物消费向重服务消费转变。从居民消费8大类支出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食品、衣着、家庭设备和杂项等4项实物类消费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例下降,而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3项服务类消费和居住支出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例上升。数据显示:2016年,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等3项服务类消费和居住支出在居民总消费中的比例分别为8.0%、14.0%、11.0%,而食品的支出比例已经下降至30%。其次,流通环节的价格形成机制日益复杂化。由于我国商业企业标准化、规范化运作机制不健全、行为约束较弱,加之消费需求较为旺盛、且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严重脱离,中间商和商业企业价格形成机制较为混乱,人为加价现象普遍存在,极大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比如,一些农副产品等,由于异地收购过程较为复杂和漫长,产销双方不见面,中间经销商大肆加价,层层提高物价,最终消费者利益被损害,而农户并不能分享到增加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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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预期因素影响力增强。随着经济全球化各类信息快速传播,各种信息的汇集形成了市场预期。市场预期本身是一种心理现象,对此难以直接度量,但预期这种心理现象并不是凭空产生,也不是先验的,而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因此,预期形成是一种客观过程,各国经济都深受市场预期的影响。尤其是随着近30年国际大宗商品期货市场的发展完善,其价格发现功能使得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成为各国市场预期形成的重要因素。国际大宗商品期货价格波动引导的全球商品价格波动效应,通过各种高速信息公路、电子媒介快速传递和扩散。当市场上一旦出现价格心理预期,并逐渐发展成为多数人认同的社会心理行为时,在社会从众心理和羊群行为支配下,会出现价格越涨越高、价格越跌越深的现象。基于此,诺贝尔奖获得者、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在严谨考察预期因素在价格形成和市场波动中的作用后,认为“预期因素是影响市场主体经济决策的基本要素”。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提高,经济主体市场意识增强,预期因素在价格运行中影响明显提升。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由于改革任务重,时间要求紧,相关政策措施出台较为频繁,企业和居民预期波动性较大,进而影响到行业价格波动。比如,2016年下半年以来,煤炭、钢铁等黑色系产品期货、现货价格出现较大幅度上涨,部分原因与市场对国内“去产能”、环保等政策的预期因素有关。

(五)国内外价格差缩小,关系基本理顺

以农业为例,2008年前除大豆外,我国大宗农产品国内价格都低于国际离岸价格。随着国内农业生产成本的提高,到2013年,大宗农产品国内价格全面高于国际市场离岸价格,形成了“堰塞湖”。对此,2014年以来,国家先后对新疆棉花、东北和内蒙古大豆进行目标价格改革试点,改革玉米收储制度,降低粮食最低收购价等政策,通过改革创新,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大大缩小了国内外农产品价格差。数据显示:国内外棉花价格差由改革前的每吨5300元缩小至最低300元左右。玉米价差从2015年1月国内外每斤高出约0.4元,到了2017年1月,国内外价格基本持平,之后甚至出现短暂的国内价格低于国外价格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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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2015年1月-2017年7月国内外玉米价格变化情况

二、价格调控面临新的问题和挑战

总的来看,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要看到在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价格运行和调控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和挑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降成本约束与生产要素成本上升之间如何协调?

实体经济降成本,既是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更是提升经济运行质量的重要手段。尽管我国在降低实体企业成本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我国实体经济发展面临着融资成本高、税费负担较重、劳动力红利减小、用地用能成本增加等诸多难题,势必会削弱降成本的效果。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劳动力成本上升。依据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的数据,我国制造业生产成本是美国的96%。其中,主要的是劳动力工资成本,在过去10年累计涨幅达到187%,特别是2010年以后提升速度加快。二是融资成本不断增加。企业每百元利润支出的财务费用从2010年16元增加至2015年21元。三是存货积压引起的库存成本增加。2011年工业企业产成品存货为27818.2亿元,2015 年产成品存货已增加至38700.1亿元,当年我国工业企业的存货周转天数是38.1天,比2011年增加了1.9天。四是动力成本增加。研究表明:企业电力成本在过去10年累计上涨138%。目前我国企业所支付0.5元/度的价格比欧洲电力高出近50%,与其他能源丰富的国家的价格更是无法相比。五是税费等制度性成本居高不下。从宏观税负的变化看,2013年和2014年我国大口径宏观税负相比2012年分别上升了0.4%和0.3%。而2015-2016年受“营改增”等减税措施在全国大范围推行的影响,宏观税负虽有所下降,但与2012年相比下降幅度也不足2%。总体上看,2012-2016年我国宏观税负基本保持稳定。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对53家企业的大型调查报告显示,目前企业承受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困扰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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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何促进农民持续增收?

当前中国农业问题已经不是总量问题,而是结构性问题。农业供给侧改革的基本要求是提高农产品有效供给。有效供给离不开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的发挥。在市场化竞争中,由于农民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如何降低农民生产经营风险,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成为一项挑战。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3-2016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较上年实际增长9.3%、9.2%、7.5%和6.2%,这表明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出现放缓趋势。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占主体地位的是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而农村居民经营净收入一半以上来自于农产品价格密切相关的农业。受国外低价农产品进口冲击加大,国内部分农产品价格持续下滑等影响,粮食等农产品收益下降,近年来农业净收入增长困难加剧。2014至2016年增速分别为6.8%、4.6%和1.1%。据对吉林省长春市农安县的典型调查,2016年玉米临时收储制度改为“市场化收购+补贴”后,其价格出现下跌,该年收购期玉米价格基本稳定在每公斤1.44元,加上玉米生产者补贴每公斤约0.20元,较2015年玉米临时收储价格每公斤下降约0.36元。2015年长春市农民人均种植玉米5.76亩、亩产540公斤。据此粗略计算,2016年玉米价格下跌导致农民人均农业经营净收入较上年减少11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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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下游价格传导,如何缓解部分行业经营困难?

2017年以来,部分原材料价格上涨过快,导致中下游企业利润空间缩小,上下游产业利润分配不均。例如,煤炭价格上涨,导致用煤大户发电行业处于整体亏损;原料纸价格上涨,导致企业纸制包装用纸箱价格大幅上涨。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前9个月,煤炭开采和洗选业利润总额为2261.6亿元,同比增长723.6%;造纸和纸制品业利润总额为739.3亿元,同比增长41.1%。而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利润总额为2593.2亿元,同比下降23.7%,亏损企业亏损额为737.0亿元,同比增长59.6%。煤炭、电力行业利润分配存在明显的“跷跷板”现象,经常需要政府出面协调解决。

(四)价格信息发布质量参差不齐,如何合理引导社会预期?

不同的价格指数反映的是不同环节、不同领域和范围的商品或服务项目价格变动情况。正确理解和使用价格指数,对准确了解和把握我国价格形势进行科学地分析和决策极为重要。目前社会上很多机构发布价格信息和指数,积极抢占话语权,但价格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发布的信息不够全面和真实,或者选取样本典型性不够,或者由于利益驱使有意为之,误导社会预期,引发价格不合理波动。2016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在针对当年煤炭价格上涨的原因调查中发现,由某信息服务公司编制的指数形成不严谨,只反映了部分现货交易,不能完全反映市场价格,最终的指数失真,并引起国内煤炭市场价格产生不必要的波动。

此外,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以微信、微博为代表的自媒体以惊人的爆发式速度发展,凭借低成本、平民化、传播快、范围广等优势,正逐步成为传播内容的最大原创来源。如今,许多微小的声音或信息,也可以通过微信、微博等自媒体迅速串联形成强大的舆论力量,改变部分人的预期或观点。再加上在现实社会中部分人存在非理性预期和行为,一旦部分自媒体为吸引眼球,一味追求关注度,报道失实或发布失实信息,就可能导致社会出现“羊群效应”、“跟风现象”,甚至“黑天鹅事件”,影响经济社会的稳定。比如,在物价领域就可能存在此类问题。在一些特殊时期,如“非典”、“海啸”时,有的人渲染某些商品价格要上涨了,会制造某种恐慌,造成人们去跟风抢购,结果价格“弄假成真”,其实这些物资并不短缺,价格并没必要上涨。因此,在大数据时代,如何发布准确、权威、真实的价格信息,合理引导社会预期,成为未来价格调控所面临的一个新问题和挑战。

(五)外部经济影响日益增强,如何消除输入性影响?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发展变化对国内经济发展变化的影响越来越大。随着我国外贸依存度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国内企业(尤其是沿海加工制造业)对外依赖严重,国际市场的资源、能源价格上涨通过外贸进口渠道影响国内价格。在国内企业整体技术竞争尚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只能通过压缩利润换取市场,而利润压缩又会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投入、影响产业升级,使国内企业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低端,企业国际竞争力长期处于劣势,国内企业也就更多地分担世界性通货膨胀带来的成本增加。2017年以来,受美国、欧洲等经济温和复苏影响,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水平整体上行。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编制的中价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显示:2017年11月份为70.77点(2013年12月=100),比上月上涨3.53%,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17.44%。预计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将好于2017年,再加上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影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可能会高于2017年,对国内经济和价格稳定运行带来影响。

三、对未来我国价格调控的建议

基于价格运行的新特点和面临的新挑战,我们认为,应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更加注重完善价格调控机制:

(一)价格调控目标应更注重“区间调控”

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已从传统以靶心为中心的“点调控”转向到以区间管理为特征的“区间调控”。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指出,只要经济增长率、就业水平等不滑出“下限”,物价涨幅等不超出“上限”,政府就不刺激干预。对物价调控而言,也需要从“点调控”转向侧重于“区间调控”:价格总水平应有一个合理区间,单个行业物价指标也应存在合理区间的概念。例如,当前的煤炭行业价格调控、成品油价格调控等都明显体现了“区间调控”的思路。

(二)价格调控方式应更注重“结构性调控”

由于我国整体价格水平变动呈现出非常明显的结构性变化。因此,价格调控不能仅看一个指标的整体,而是需要观察指标构成的差异性变化,从而决定对不同部分采取不同调控方式、调控力度甚至调控方向。比如,当前我国物价水平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价格、CPI中食品价格与非食品价格的变动趋势呈现出明显的“二元分化”现象,这些结构性变化需要区别对待,进行“结构性调控”,避免“一刀切”。

(三)价格调控侧重点应更注重“供给侧调控”

根据凯恩斯的相机抉择和逆周期调控理论,需求管理是短期内价格调控的主要关注点。在经济新常态下,市场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供给侧,表现为供给不能适应需求的变化,而且这个矛盾是长期性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消除这些障碍。相对而言,过去我们更侧重于消费者角度(需求侧)调控,未来价格调控侧重点应更加着眼于生产者角度(供给侧),需要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价格机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要求,加快推进价格改革,激发市场活力、促进结构调整、降低企业成本,优化价格环境。

(四)价格调控手段应更注重让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决定性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目前我国95%的消费品价格以及97%的生产资料价格已由市场供需决定,剩下的价格改革主要集中在水、电、气、油等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上。我们应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坚持市场化改革导向,充分考虑中国的发展阶段、市场结构和竞争状况,正确处理政府和市场关系,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进一步完善市场价格形成机制,该放的坚决放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该管的品种和环节要坚决管住,发挥好政府的作用。市场要强,政府的监管也要强。

(五)价格调控过程应更注重“预期管理”

随着我国市场化水平提高,价格信号的引导作用日益明显。比如,大豆、王米等期货价格信息已系统性地影响到东北农户种植计划和生产行为;中长期通货膨胀预期对城镇居民购房行为产生显著影响。因此,在价格调控过程中,应建立健全预期管理的惯例和制度,形成制度化的预期管理体系,扩大对市场发布的价格信息量,有效引导市场。加强与市场的沟通与协调,提高价格政策制定的透明度,及时做好政策的调整和市场沟通工作。进一步开发和利用各种大宗商品期现货价格指数、价格预期指数等各种预期管理和引导工具,提升预期管理的支撑能力。

(六)价格调控范围应覆盖“事前、事中、事后”

随着政府直接定价范围越来越缩小,价格放开后,市场良好运行需要政府“事前预期引导,事中监测预警、事后严格监管”一整套制度的跟进。事前,深入分析预测价格形势,发布相关价格、供求等信息或重要行业或商品价格指数,及时引导社会预期,这是开展价格调控的基础。事中,建立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各大环节重点领域的全国互联互通价格监测系统,完善价格预警应急机制,进一步提高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价格监测预警分析的能力,提高价格监测预警的预见性、及时性和准确性,并对相关价格政策做好政策效应评估。事后,价格主管部门要适时伸出监管的“有形之手”,加大价格监督检查和反垄断执法力度,规范市场经营主体价格行为,营造维护公平竞争有序的市场价格秩序,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有效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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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主任)

【责编:殷晓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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